河南安居建设有限公司。

1979年，有个叫丁惠民的知青跑到了北京。

 

他来干啥呢？主要是反应问题，当时拨乱反正已经开启，但像云南就有数万农垦知青不知该回城还是该留在农村？

 

当时大伙对这个问题争论很多，最后，还是邓公发话说，“上山下乡这种办法不是长期办法，农民不欢迎。”

 

于是政策就出来了，不愿意留在农村的，都可以回去。

 

 

很快，一堆知青就返城了。

 

等他们提着大包小包回了家，新的问题来了——没有住的地方。

 

以上海为例，当时人均居住面积不到4平米、还有3万多户人均居住面积不到2.5平，有的甚至七八口人挤一屋，连床都能搭三层……

 

当时新民晚报的一幅照片很有代表性：

 

 

所以80、90年代的一个主题词，就是房子。

 

盖房子需要地，土地怎么来呢？

 

1991年，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文件出来了，这就是《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》。

 

它对拆迁的流程、资质和补偿都做了规定，一些嗅觉敏锐的人意识到了其中的商机，纷纷快速卡位冲进这个市场。

 

 

但是当时的拆迁，离暴富还差了十万八千里。

 

像上海实行的是“数砖头”模式，按原有面积给予产权调换或作价补偿，很多人手里静安寺百乐门25平米的房子换了虹口30多平米的房子，还有人北外滩20平米的房子拆迁补偿12万，再去杨浦买套40平米的房子。

 

现在的年轻人看来这是血亏啊，但回到那个年代，这就是最普遍的选择，八九十年代把家里的古董、红木家具卖了买时髦的电镀椅、20寸彩电的人也不少，大家都活在历史的局限里。

 

当时的人主要的目的就是改善居住环境，很多地产商意识到了这行当能挣钱，但能挣多少心里没谱，京沪能卖到七八千的房子已经是名副其实的豪宅了。

 

结果，2001“世茂滨江花园”项目出现了，梁朝伟担任形象代言，1.45万/平的天价可把当时的人给惊呆了，于是大家的思路立刻被打开了，各地的地产公司哗啦啦出现了一大堆。

 

当时各种规则比较乱，还可以强制拆迁，有些政商关系比较厉害的，真就赚取了暴利，完成了原始积累。

 

但也有没玩好的，比如牵扯到周xx的上海“东八块”，就是那个晦涩年代的一个缩影。

 

这块地被视为“上海最后一块黄金地”，在击退了李嘉诚、新鸿基等多家香港财团后，周的公司以“零”土地出让金获得了这八块地，当然，条件是鼓励居民回搬才能免交土地出让金。

 

拿下土地之后，周开了发布会说会投资50亿开发，并且自曝身价150亿，一时哗然。

 

按计划，周的公司需要支付6亿的动迁费用，但是涉及动迁的有1.2万户，户均拆迁款4.7万，当时上海房屋均价4800，够买10平米的……

 

这价格连白菜价也不如啊，最关键的是，就这6亿也没到账，居民不干了，举报、集体诉讼、进京上书之类的事就出来了，最后的结果大家都知道，周的王国崩溃，连带着上海官场震荡不止。

 

 

上海尚且如此，地方上那更是乱象丛生。

 

真金白银的利益驱使，让地产商们纷纷兴奋地冲在了拆迁的第一线。在那些个粗放发展的日子里，强拆绕不过去、钉子户更是时常现身于各大媒体头条，恶性案件时不时就出一个。

 

地产商为啥敢那么豪横呢？因为当时的条例中有“强制拆迁”的条款。

 

（2001年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）

 

比如有的地方公开说，“只要不死人，不死在现场，什么手段都能用。”

 

于是在这个市场上，“暴力+暴利”双头驱动，一众地产商完成了原始积累，但是被拆迁的老百姓所得不多。

 

强制拆迁的副作用太大，经过十年努力，2001年的拆迁条例最终被2011年的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取代。

 

在此之前，拆迁暴富的是地产商，利润没有分给老百姓。但是强拆终止之后，拆迁让很多人财富倍增，命运改观，尤其是那些爱钻空子的人，成了这里最大的受益者，

 

如果是按面积补偿，大家就私搭乱建，能搭个房子的地方都占上，平房直接盖楼，盖个三四层的都有，拆迁不考虑私搭乱建的面积，那就闹呗……

 

后来政策调整了，数砖头变成了数人头，那也简单，当时的户籍管理还不规范，七大姑八大姨的都往一个户头上迁，十平米的房户口上有十口人，人家当然不住，只是为了拆迁的时候分房分钱…..

 

当然，多数赶上拆迁的人也是命好。

 

比如当年上海要办世博会，一大堆房子要拆迁，项目有钱，动迁也很顺利，很多家庭一次拆迁得了几套房，拆迁完了就赶上房价起飞，随便炒炒房远超工薪所得。

 

 

这类一夜暴富的案例越传越邪乎，大家都盼着自家的房子赶紧被画个圈，里面写上血红的“拆”字，这导致后来的拆迁中钉子户越来越多，2016年的时候泛海在上海董家渡搞了两块地，猜猜征收费用要多少钱？95.77亿！就这，当地居民还深感不满，一直拖着不肯搬。

 

最后实在没办法了，泛海不得不把项目甩给了地产圈接盘侠孙先生，也算是仓皇抽身。

 

如果说这算是拆迁暴富的“初澜”，那随之而来的棚改则掀起了真正的“高潮”。

 

不少住在棚户区、城中村的居民缺少购买力，想拆的拆不了、想搬的搬不走。

 

棚户区改造算是解决了这个问题。

 

2013、2014年，事关加快棚改工作的文件先后印发，一场轰轰烈烈的大戏就此拉开序幕。

 

钱的问题，倒真不必担心。当时成立了专门机构、实行单独核算，采取市场化方式发行住宅金融专项债券，专门干这事。

 

（图源：中国政府网）

 

简单来说，就是接了个新水龙头。

 

以当时的视角来看，这是城市化、去库存、改善民生的大举措，不过客观上，这也硬生生造出来不少暴富的幸运儿，而三四线城市房价的暴涨也跟这有关系。

 

本来拆一套旧房换一套新房，房价是很难起来的。可一旦开了货币化补偿的头，旧房还没拆、钱就被拿去买了新房，慢慢地房价就按不住了。

 

那几年里，三四线城市成了部分地产商的福地，连鬼城的房子都不愁卖了。甭管是什么东北、西北、环京、东南，小县城的房子随便就能涨到好几万，顺手还推动了下三四线城市的消费升级。

 

在那之后，汹涌的潮水转头又涌进一二线城市，进一步推高了本就夸张的房价，当然也随之衍生出了各种各样的拆迁段子，什么北京拆合院给条街、上海拆楼赔几个亿等等，看得人气血翻涌。

 

 

拆迁暴富的极致案例，来自于宇宙中心深圳，白石洲城中村的拆迁补偿的形式是房子+现金，据说直接拆出来1878个亿万富翁。

 

 

不过在喜笑颜开的人们背后，有些矛盾也变得尖锐了起来。

 

在轰轰烈烈的棚改浪潮中，地方政府、房地产公司和拆迁户们都是赢家，甚至越敢闹、越能闹的人获利越多，反倒是那些轮不到拆迁、被迫接盘上车的人逐渐掉队。

 

原来在白石洲，花几百、一千就能租到一个不错的单间，上班近不说、吃喝玩乐也都一应俱全，足够支撑起年轻人的梦想和尊严，可拆了之后周边只剩下均价大几千的公寓，谁能受得了？

 

羊毛，最后还是出在了老实人身上。

 

不光没来得及上车的人受不了，久而久之，连被视为国本的制造业都扛不住了。伴随着深圳房价的一日千里，甭管你是外资企业还是本土精英，任谁都扛不住越来越高的地价。

 

根据天眼查的数据，从2015年开始深圳制造业年度注册企业数量逐年下降，等到2020年，就剩下当年的三分之一了。

 

 

更可怕的是，房产成了最有效的避孕药，年轻人直接躺平。

 

眼看着形势不对，不少部门赶紧站出来想办法，像放开三胎、整顿996大小周、重拳校外培训等等，但最关键的还是要向最根深蒂固的“泡沫”开刀。

 

拆迁，这个传说中的暴富之路很难不受影响。

 

在8月10日，住建部发了个意见稿，不仅提到要严控大拆大建、坚持“留改拆”并举，还重点提及了不大规模、短时间拆迁城中村等城市连片旧区，导致住房租赁市场供需失衡，加剧新市民、低收入困难群众租房困难。

 

如果照着这个思路，拆迁暴富的传说可能真的要终止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