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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家慧案件最令人震惊的是，行贿人名单中有18名律师，行贿总额超过2000万，行贿者中有省律协副会长、律所主任、优秀律师。这些能直接给省高院副院长行贿的律师当然非等闲之辈，他们代理的案件通过张副院长关照后获得的利益当然更大。他们办理的这些案件要不要复查？行贿的律师要不要判刑？律师证要不要吊销？

张家慧案件揭开了在民商事领域普遍存在的权力寻租遮羞布。张家慧的受贿行为持续十几年，其从庭长一路高升做到省高院副院长，安然无恙，若不是这次偶然事件导致东窗事发，这些勾当几乎不可能被发现。若不是判决书被公开，这些律协会长、主任是否依然游走于名利场，得不到任何处罚，依然可以做律师呢？

同为律师，刑辩律师是比较辛苦的。我们不仅要跟公安、检察、法院打交道，还要面对随时而来的执业风险，如履薄冰。刑事司法领域鲜见这样的行贿受贿，因为法官在整个刑事诉讼程序中并不起决定作用，主导权更多地被公安、检察掌握，而这两个部门手握追诉犯罪的权力，个人说了也不算，基本没有寻租空间。包头案公诉人李书耀不过收了二十万又退了，前途尽毁，风险太大了。民商事领域则风险小太多了。

民商事领域诉讼标的大的案件，都存在操作空间以及利益输送的可能。给钱，就能判你赢，不给钱，就可以让你输。他们都是法学科班出身，他们都是法学博士，他们都在法律职业里历练多年，但这样利用法律、操弄法律、践踏法律十几年，无人敢动，不得不说是法律的悲哀。若张家慧再小心一点，再大方一点，不要在乎那敲诈勒索的二百万，也许她还可以积累更多的财富。可怕的不是她受贿，而是这种受贿靠现有的制度竟然监督不了，沦落到要靠一个包工头偷拍视频才偶然翻船。

我执业十几年，在各级律协没有一官半职，也从来与优秀律师的评选无缘。我向来不与官员或法官打交道，也自然没有这种近水楼台的机会。加上我基本上不接民商事案件，所以这辈子算是跟那些有钱的同行分道扬镳了。高考填志愿时，亲戚朋友说，学法律好啊，以后工作稳定，以后收入高，以后有社会地位……我当时就问了一句：“不是说学法律可以匡扶正义吗？”这就是我学法律的初心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们学法律的初心还在吗？

前天在朋友圈看到杨卫华律师提到某重大案件，三天庭审，当地十几位律师几乎不发言,总是急着想回家。第一天还算正常，第二天下午就跑了一大半，第三天法官宣布要加班。这群人有点受不了了，要求先发表辩护意见。然后半个下午就听他们依次老和尚念经，认罪认罚初偶从无云云。傍晚法院供饭，法官通知饭后检察官要恢复调查，补充举证。这群人又是一阵抱怨和躁动。晚饭后继续二十分钟举证结束，这些人就纷纷离席，呼呼啦啦跑光了，把自己的当事人扔在了被告席上。诺大的辩护席上只剩下几个外地律师在不停的讲无罪无罪无罪……

我觉得这就是典型的没有职业道德。这样的场面，也并不鲜见，这些律师擅长套路辩。让我感动的是上次在甘肃连续开了二十多天的涉黑案，五十多名被告人，七十位律师，绝大部分都能坚持到最后，连法援律师也没有抱怨。有的甚至说，难得有这样机会跟北京大状学习，肯定要听到最后。有的被告人认罪认罚，法援律师还做独立辩护，敬业精神让人动容。在新疆那个庭也是，原本一天的庭被拉长到两天，我们预定的机票和后面的行程都耽误了，但毫无怨言，因为只有精细化的辩护，才能最大地维护被告人的权利。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，不是吗？

我们当然要看到这个群体中，有很多同行，在兢兢业业地履行自己的职责。他们手上没有权力，只能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当事人奋力抗争，哪怕冒着巨大的风险。正如鲁迅先生所说，我们从古以来,就有埋头苦干的人,有拚命硬干的人,有为民请命的人,有舍身求法的人,……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“正史”,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,这就是中国的脊梁。这些律师中，不乏全国知名的大律师，也有默默无闻的小律师，但我认为，真正的大小，不在于影响力，而在于自己是否尽心，是否抱有初心。

杨松发案二审时的法援律师马芳菲，年事已高，在杨松发申诉获得无罪判决后，跟我要了一份判决书复印件，他很高兴。友邦律所二十五周年庆时，高宗泽老先生到访，他对我和赵律师说：“无罪判决的结果，不是你们作为律师的成就，而应该让你们感到欣慰，一个原本无罪的人，在你们的努力下获得了应有的公道”。我深以为然。我不冤不接，也为蒙冤的优秀同行辩护。海南的刘军律师故意伤害案已经发回重审，山东的许庆丰律师贪污案，也已经二审发回重审，他们都会等到属于自己的公道。都是法律人，有人制造冤案，就要有人去救赎。我希望自己成为那个没有一堆荣誉和头衔，但被所有的当事人认可的好律师，我没有拉法治的后腿，但我为法治的前行，贡献了自己一点点绵薄之力。